她15岁参军, 头次遇鬼子腿发抖, 年余竟敢带百名伤员在太湖打游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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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桂芳

牟桂芳，又名史易，1924年出生，浙江黄岩县茅畲上街人。

打小起，牟桂芳就听姐姐说自己曾被送给别人当过童养媳，因此她就有了“跌倒全靠自己爬起，靠人不如靠自己”的思想，一心想离开家庭，另找出路，寻找自己的前途。

1934年时，林牧夫（即林泗斋，黄岩第一个党支部书记，抗战时任黄岩县委书记、江苏丹阳县委书记）就来到茅畲。他认为茅畲村子集中，群众基础好，后面有退路，决定在这里开辟工作，发展组织。

1935年林牧夫到茅畲小学当校长，跟他一起的，还有陈叔亮，后来有陈庭槐等。于是，牟桂芳在“茅小”受到了党的教育，懂得了爱国的道理。

西安事变以后，抗日基本上是公开的，党组织的抗日活动也不秘密，牟桂芳也参加了“茅小”的“小先生”活动和抗日宣传活动，学生们演出“大刀歌”的印象一直刻印在她脑海中。

在党的教育下，她开始懂得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是一致的，个人寻找出路，只有抗日才有出路，这样就把个人和抗日二者结合起来了。因此她参加抗日工作的决心是非常坚决的。

1938年下半年，林牧夫叫牟桂芳到皖南去，她非常高兴。与她同行的，还有牟瑞兰、牟彩云、陈庭槐。他们一路步行，一天走120里地也不觉苦。

他们要先到岩市去找新四军第一兵站。这时已是12月底了。岩市地方有一座桥，桥这边是国民党兵站，过桥才是新四军兵站。由于几人抗日心切，到岩市一看到兵站就进去了。

兵站的人要他们登记。几人登好记，兵站的人看牟桂芳最小，只15岁，就来找她谈话，问：“你们到哪里去？”她说：“打日本。”问：“你要找什么地方？”答：“找第一兵站。”问话的人说：“你这么一点大也要抗日？有没有看到伤兵的痛苦。”并指着路旁缺手断脚的伤兵给她看。

牟桂芳疑惑地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兵站的人互相对视一时答不上来，后来才说：“我们也抗日，方法不同（指曲线救国吧），你们抗日，要是一过桥就把你们送到前方打仗！”想以此来吓唬他们。

几人这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兵站，若不是因牟桂芳年小被盘问，他们险些上了敌人的当。于是，大家赶快过桥到了新四军的第一兵站。

负责接待的人名叫毛泽全（自称毛泽东堂弟），很热情，并叫他们休息几天。

牟桂芳等人是过了元旦由陈庭槐做了工作才走的。到了云岭军部，牟桂芳被分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，队长于晶（女，延安来的），排长洛冰，班长孙爱萍。

编队后，就开始了系统学习，内容有政治经济学、社会发展史、党史等。学习6个月后分配工作。在分配工作时，队里又说牟桂芳年纪太小，要她回家。牟桂芳坚决不回去，后来终于把她分配到到卫生队江南一支队。

部队所以说牟桂芳小要她回家，可能与她在学习期间出了两次洋相有关。牟桂芳晚上站岗又怕黑又怕鬼。一天晚上她站岗，离八队驻地半里地的青年队的同志有意来吓她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学猫叫，一路叫到牟桂芳旁边，她就用脚去踢“猫”，结果枪被“猫”拿去了，牟桂芳既丢了枪又受了惊。

第二次是牟桂芳公开发问：我是来打鬼子的，怎么不见鬼子，到底鬼子在什么地方？这些，都成了她年小幼稚的谈笑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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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领导见了牟桂芳确实决心坚定，也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这才把她留下。

1939年，牟桂芳调到新四军后方医院，院长是崔义田（是东北医科大学毕业生，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）。

不久，后方医院被敌人包围。牟桂芳第一次听到枪响，吓得全身发软两腿直抖。撤退时，还得两个人把她拖着跑，她的棉裤也被拖破了。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好得多了，但她拿起枪老是打不着敌人，心里很急。经过这么几次锻炼，以后她就不怕了，变得坚强勇敢了。

皖南事变后，项英牺牲，陈毅代军长。这时正是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时候，分批送往苏北。牟瑞兰、陈庭槐他们第三批已走了，牟桂芳是第五批走的。结果铁路被敌人封锁，过不了封锁线，情况比较紧急。

这时，崔义田院长交给牟桂芳100多个伤病员和一个小药包，叫他们到芦苇荡去隐蔽打游击。这样，牟桂芳和新四军伤病员在太湖芦苇荡隐蔽了半年多。

这半年相当艰苦。换药没棉花，就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来，没有钳子用筷子，没有吃的，就下水抓鱼吃。冬天挖芦根，春天摘芦脑充饥。白天不敢烧饭，怕敌人发现，都是晚上做饭，群众对他们的支持也不少。

1972年，牟桂芳陪爱人到北京看病，碰到在芦苇荡打游击时的伤病员负责人张翼翔（第二炮兵司令员）。张翼翔说：“你还健在呀！我找你好久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牟桂芳说：“叫史易。”张问：“还有别的名字吗？”“叫牟桂芳。”

张说：“对了，你知道吗？《沙家滨》就是描写我们在芦苇荡的一段斗争生活的，郭建光就是我，卫生员小凌就是你！”我说：“阿庆嫂的情节有点出入嘛。”张说：“这是舞台艺术嘛，夸张总是有的。”

伤病员转移后，牟桂芳调到十六旅医院（在宜兴县泽口区裴家桥），提拔当材料科科长。

这里是个分院，是保管医疗器材和药品的，是个隐蔽的地方。一天，林牧夫突然来了，身穿长袍头戴礼帽，一进门就坐下。由于他个子大，腰中的手枪别住了，他把枪拿出往桌上一放，牟桂芳倒害怕起来。因为材料科是隐蔽的单线联系，她不解林牧夫怎么会突然闯来？怀疑他是特务哩！

林牧夫看出她的心思，便说：“不要害怕。”牟桂芳问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？林牧夫倒开玩笑地反问：“你是怎样来的？”牟桂芳牟桂芳这才知道是组织告诉他的。林牧夫就说自己是县委书记（时任江苏丹阳县委书记），

林牧夫与牟桂芳谈话的中心意思，是说她现在红得很，但年纪小，对处理个人问题不要着急。牟桂芳也表示现在人小不谈。林牧夫在材料科吃了中饭才走。

他走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，医院的周超来材料科告诉她说：“一个大麻子大个子的人生病死了，临终时叫我一定要告诉你他死后埋葬的地点，叫你要去他坟上看看他。”但因敌人封锁严，加上牟桂芳他们不能随便自由出走，她一直没能去过这个同志的坟前。这也成了她心中的一个遗憾。

在这以后，敌人实行残酷的“三光”政策。为了保存力量，部队又进行了调整。

牟桂芳是1940年7月入党的。1943年，她调到三五支队，从苏北坐船到浙东。三支队副支队长是余龙贵。

当初，牟桂芳是从家里逃出来参加新四军，她我从苏北转到家乡浙江，就怕家里人来找，于是就改名为“史易”了。这时，她听说牟瑞兰要回家生孩子，就写信叫她到叶家湾找一个乡长，可同路到自己处来，但最后牟瑞兰没有来。

日本投降后，牟桂芳随军北上到山东，参加了淮海战役。淮海战役非常激烈，牟桂芳给伤病员做手术，一连七天七夜没有睡觉，只偶尔在间隙时打个盹。

淮海战役结束后，她随大军南下，直到福建龙岩。1952年，她调回北京，在中央卫生部工作，主要是给中央首长及家属看病。后来，她又调到河南洛阳，最后是担任安徽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。

2021年1月天津杠杆炒股，牟桂芳在南京去世，享年97岁。